1975年，吴桂贤当选副总理，毛主席明确指示：工作上可以施行三三制

1975年1月，北京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，吴桂贤拿到一份国务院副总理候选名单。她没有马上高兴，反而盯着名单发愣：自己的名字，竟然排在其中。 这位来自陕西国棉一厂的女工，时年37岁。她没有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的经历，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最熟悉的地方，是车间里日夜轰鸣的纺织机器。 吴桂贤很快找到周恩来，坦率地说：“我太年轻，经验也不够，恐怕干不了。”周恩来听后安慰她：“这只是候选名单，能不能选上，还要看会议结果。” 几天后，吴桂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。和她一同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的，还有陈永贵、孙健等人。会议结束后，她被留在北京工作，可这个新的岗位，并没有让她产生多少“高高在上”的感觉。 她甚至连换洗衣服和足够的粮票都没带。工资仍是每月67.2元，中央机关开会产生的伙食费、茶水费，都要按规定交纳。一个月结算下来，伙食费竟花去60多元，她只好请炊事员把标准降下来。 开会时，每杯茶还要收三角钱。吴桂贤舍不得这笔开销，便干脆不喝。有人问她，她只说：“我不爱喝茶。” 生活上的窘迫只是小事，真正让她不适应的是工作方式。按规定，中央领导身边配有秘书和警卫，吴桂贤起初认为自己能处理，不需要秘书。文件多起来后，她亲自保管、亲自归档，有一次还找不到一份待交文件，急得满屋翻找。 那份文件后来卡在抽屉缝里，虚惊一场，却让她明白，中央工作的程序和基层车间完全不同。中央办公厅随后从陕西调来女干部王杰担任秘书，文件处理才逐渐走上正轨。至于警卫，吴桂贤始终没有提出要求。 她的谨慎，并非故意谦让，而是多年工人生活形成的习惯。1938年，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抗战时期，家中老人差点被抓壮丁，全家后来辗转到陕西谋生。年幼的她挖野菜、捡煤核，早早体会了“吃饭要靠劳动”这句话的分量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家里的日子仍不宽裕。13岁那年，她独自前往陕西投亲，听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，便赶去报名。工厂规定招收16岁以上的女工，她隐瞒年龄才获得机会。刚住进宿舍时，她和姐妹们第一次见到电灯，没人知道如何关灯，只能轮流对着灯泡吹气。 笑话归笑话，第二天她便戴上口罩，穿上白大褂，成为纺织女工。与她同批进厂的赵梦桃，很快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，成为工人学习的榜样。吴桂贤原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却跟着赵梦桃学文化、学技术，后来进入赵梦桃小组工作。 1963年6月23日，赵梦桃因病去世。吴桂贤十分悲痛，但没有停下脚步。她接过那份责任，在生产岗位上不断进步，从1958年起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后来担任车间和工厂领导，并在中共第九、十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。 她从车间走到中央，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跃升，而是工人代表制度、劳动模范制度与当时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问题也随之而来：一个长期在工厂一线成长起来的干部，是否必须完全脱离原有岗位，才能承担中央工作？ 吴桂贤的实际经历给出了答案。毛主席对她和陈永贵的工作提出过三三制安排，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，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参加劳动，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。这个安排，既是对他们工作特点的考虑，也带有让干部保持基层联系的明确意图。 1975年9月，吴桂贤获准回到西北国棉一厂。她没有只到厂里听汇报，而是重新走进赵梦桃小组，和女工们一起面对机器、产量和产品质量。她分管纺织工业，深知当时物资供应紧张，纺织品实行凭票供应，因此在全国纺织工业会议上强调，光喊口号不够，必须把生产真正抓起来。 1977年，吴桂贤决定彻底回到工厂。9月28日凌晨，她回到咸阳，安顿好家人后，赶上了夜班。熟悉的女工仍叫她“吴大姐”，年轻人则称她“吴师傅”。身份变化很大，称呼却没有变。 此后，她担任工厂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，为设备改造四处奔走。1988年，深圳方面邀请她参与纺织企业建设，她南下后出任合资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几年间把企业办成当地纳税大户。她在中央工作过，也在工厂当过普通工人，真正让她感到踏实的，始终是那些能用产量、设备和工人收入衡量的具体工作。 特别